春秋不追不放的儒家思考2019iyiou

2019-05-14 18:29:55 来源: 开封信息港

马云对政治的微妙关系总结是“一直谈恋爱,就是不结婚”、王健林认为政商关系舒服的状态是“亲近政府、远离政治”、像黄光裕、褚时健、周正毅、张文中、牟其中等商业奇才,却曾因触碰红线而身陷囹圄。红顶商人胡雪岩成也政治,败也政治的故事更是声声入耳,醍醐灌顶。对于政商关系的发展,我们今天简单的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呈现,希望对你更多的启发。

商业的本质始于交换,在文献中并没有记录次商业活动,它遥远得可能是用具和粮食的交换,如同它的遥远,当时并没有先知对这个行为进行定义。直到商朝,“商人”这个特定名词的发展才开始,概念经过变化和延伸,才接轨到现代文明。

商业行为对中国以农业支柱基础这个事实而言,对旁支别系通常只会寥寥数笔记载,如管中窥豹,通过经典的语句能够忖度当政者对商业既爱又恨的复杂心态,而这个心态如同整点的钟摆,时而左,时而右。

春秋--不追不放的儒家思考

在春秋时期,齐国管仲提出“官山海”政策,从字面便明了,政府把控山和海的资源,从而控制铁和盐的专营。政府把控两个常用的民生物资归根到底是为了变相增收,税收如果过重导致民怨四起,便通过铁和盐的专营专价作为税收的补充。在后面的各个朝代,生活常用物质的把控专营将不断持续,扩大品类到树木、煤炭等,而在近代则转为国有企业专管,品类不断发生变化,如水电油气等。

“回也其庶乎,屡空。赐不受命,而货殖焉,臆则屡中”来自《论语·先进》,这是孔子对两个学生的评价,翻译为: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,但却穷得丁当响,连吃饭都成问题,而子贡不安本分,去囤积投机,猜测行情,且每每猜对。投机囤货的商业行为已经出现,春秋时期儒家仅作为百家争鸣中其中的一家,汉朝董仲舒提升为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儒家对中华文明的构造和影响为深远,当时孔子作为集大成者对子贡的商业行为定义是“不安本分”,却对颜回这种“商业盲”评价是高德无能,这个奠定了中华民族对商业的不追不放的基本思想。

战国--战时法家的重农抑商

战国时期,战乱频繁,粮草是否充足和从军人数的保证几乎决定了谁能够战到,秦国能实现统一全国,结束奴隶制,也离不开这个法则。而的功臣,已经被贵族的高头大马分尸了,的确,改革者从来没有好的下场,这个的功臣叫商鞅。

他的头衔是战国时期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,法家代表人物,除此之外,他还是外来户,卫国人,来秦国上班,提出了《垦草令》、其中在商业和农业的侧重次以文字形式被记录了下来。“重农抑商,奖励耕织,特别奖励垦荒;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,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,以农业为“本业”,以商业为“末业”,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,重征商税。”

重农抑商的维稳法则对于战争时期的确能够提供很好的战时储备,但是这个法则绝不适合盛世年间,这个法则在后面盛世年间将发生由下而上的推动而变化,左农右商的天枰上,砝码会随着底层的经济、当前的政治格局不断调整,直到舒服平衡的状态。

唐朝--暧昧的政商关系成为趋势

对于唐朝,为深刻的印象有两个,一个是以肥为美的杨贵妃,因此促生了宽松阔口的唐装唐服,另一个是海外的唐人街,见证着唐人走出了华夏大地。唐朝的皇帝为了炫耀业绩,也开始喜欢在自己的年号上添加“盛世”两个形容词,包括唐太宗李世民的“贞观之治”、唐玄宗李隆基的“开元盛世”、唐宣宗李忱的“大中之治”。

当政者对胡商(非汉族一律称为胡人)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,既认可、鼓励和保护胡人来华经商,又在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层面排斥、歧视胡人。聪明的胡人以雄厚的财力,交结王公百官甚至皇帝,以求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和厚利。

如玄宗年间,“有胡商康谦者,天宝中为安南都护,附杨国忠,官将军。”这是商业财富积累后,政商关系变得暧昧或融合的趋势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在明清时期晋商将发展到了,形成一个怪异的综合体。

元朝--重农抑商变成重商轻农

“党同伐异”早出现在《后汉书·党锢传序》,在现代,它的替代词“站队”更为口语化。蒙古游牧民族作为少数民族,去统领以汉族人口居多的地区,“维稳”就成了一个从朝代建立到灭亡的使命。

在权力阶层,统治者需要跟色目人“站队”;在基层,则任命汉人地方官员。基因驱使,统治地位的蒙古游牧贵族和色目上层注重商品交换。这种“重商”观念对中原地区“重农抑商”传统形成了一次强大冲击。“人生不愿万户候,但愿盐利淮西头。”讲的就是当时盐业商人的情况。

在当时,政府对许多商品进行垄断,垄断形式不同,部分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;茶、铅、锡由政府卖给商人经营;酒、醋、农具、竹木等,由商人、手工业主经营,政府抽分。因此商业活动异常活跃,牌照收费、资源垄断、国家专营发挥到了,因此,也必然的滋生了腐败。

明清--商帮兴起,政商合体

明清时期,商帮兴起,商人既然能形成帮派,可料其社会地位之高,从“士农工商”的末位在历朝历代的发展竟然走上了与“士”逐渐平等的位置。在十大商帮中,其中影响为深远的是晋商、徽商和潮商。

徽商的标签是“贾而好儒”,意为徽商不但爱做生意,还爱学习,这种积极的态度仅仅是为了提高徽商的文化素养、文化品位。因为较高的文化素质能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“黏合剂”。

而晋商则却觉得“商友”的关系百密却难防一疏,它的标签是“学而优则贾”,在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,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。更有甚者,为了寻求政治上的靠山,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,官商结姻。在晋商看来,这种亦官亦商的综合体加上帮派精神的驱动,可长续灯火,永葆富贵。

中华民国--四大家族下的政商一体化

结束封建帝制后,历史把之后的历史统称为近代史,而能够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,江苏海门人张謇当之无愧,他是清末状元,却提出“实业救国”,工业作为一个新事物首次被提出。

发展到民国时期,重要的工商业却没有呈现百花齐放的盛况,取而代之的是通货膨胀,贪腐不止。当时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的命脉控制在四大家族手里,四大家族分别指蒋中正家族、宋子文家族、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、陈立夫家族。他们通过姻亲,兄弟关系去深化利益关系,政商合体,政为商伞,商为政稳。

改革开放--民营资本在刀刃上跳舞

1978年真正的太阳应该是藏在恐惧的雾霾之中的,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在撰写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在未经上级审批刊登在《光明》,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,回家对妻子说:“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,我准备坐牢。”妻子说:“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,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。”

这种恐惧的雾霾一直到5月19日邓小平认为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,胡福明才算是走出鬼门关。

次宏观调控在1978年后的第三个年头开始了,由于民营私企、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公司出现与国有企业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的问题,邓小平思路是力保国有企业,而对财政紧急刹车。

然而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,民营资本越发蓬勃,终于,枪打出头鸟,已经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又轰轰地在温州柳市叫了起来,“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”。

不久,以“投机倒把”、“严重扰乱经济秩序”为罪名全国通缉“线圈大王”郑祥青、“目录大王”叶建华、“螺丝大王”刘大源、“矿灯大王”程步青、“合同大王”李方平、“电器大王”郑元忠、“旧货大王”王迈仟和“电机大王”胡金林,合称“八大王”,这就是轰动全国的“八大王事件”。

这个事件直到1984年才被翻案,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深感“八大王案不翻,温州经济搞活无望”。他组织联合调查组,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,得出结论是,“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,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”。

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博弈从未间断,民营资本能够与国有资本如何同存,将是一个共同的命题考验着当政者和企业家,这一幕幕的博弈如同刀刃上的跳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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